中国拥有庞大的风光供应链，产能增速也领先全球。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海上风电的装机量约占全球市场占有率的五成左右。
与此同时，在近海能源资源开发较为饱和的背景下，慢慢的变多的科学家、企业正把目光瞄准深远海。10月30日，在国际深海科学与技术大会暨中国大洋协会2024年年会上，中国大洋协会和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发布的《世界深海活动进展报告（2024）》显示，国际深海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新进展，海底电缆、海底管道里程持续不断的增加，深海资源发现新潜力。
围绕海上和资源开发的一系列问题，21世纪经济报道近期对中国海洋法学会原会长、国际海洋法法庭原法官、原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首任所长高之国进行了专访。
高之国还曾任联合国国际海底管理局特聘专家、欧共体能源法律专家等职务，是国际著名的国际法、国际海洋法、国际环境法和国际能源法专家。
《21世纪》：在碳中和背景下，你怎么样看待当前中国海洋能源开发利用的形势？
高之国：目前开发利用最为成熟、应用最广的海洋能之一是海上风力发电。中国许多沿海城市都在大力开发海上风电，这是一种效率比较高，也能对海洋空间进行重复利用的可再次生产的能源。但是各地在发展海上风电过程中，受到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制，只能在12海里领海范围内行使海域使用权。
把海域作为一种与土地资源一样的资产进行流转和抵押，是中国首创的，世界上还无另外的国家把海域作为不动产来管理。目前海上风电发展面临的法律障碍之一是，若风电场在12海里领海之外，则不在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范围内，在此情形下，如何批准和管理海上风电的开发，是国家有关部门遇到的新问题，存在法律和法规的空白地带，亟待思考和解决。
此外，另一种充分的利用海域空间资源的海洋能开发方式是海上光伏发电——水面上铺建光伏发电板，水面下能够直接进行水产养殖，实现海域空间的高效利用。潮汐能和波浪能也是新兴的海洋能资源，但是还需要更深入的相关科学研究来引导不一样的地区的合理发展。
从碳中和的视角来看，海洋是地球固碳的重要ECO之一，利用和提升海洋空间的碳中和能力，实现蓝碳的商品化、市场化开发，应该是未来拥有巨大潜力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。为此，在新兴的海洋治理与经济发展领域，应该尽快优化完善法律和法规，填补缺口。
《21世纪》：目前中国的装机量约占全球市场占有率的五成左右。近海的海上风电资源已趋饱和，你觉得海上风电的开发热度还会持续吗？企业还应加大投资吗？
高之国：我觉得热度不会减弱。从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，煤炭和石油依然有相当比例。现在考虑到“双碳”目标，中国煤炭的使用量大幅削减，但取代化石能源的选项较为有限。我国在风电以及太阳能的开发利用上具有后发优势。
中国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，除了满足航运、养殖以及军事安全方面的需求，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开发利用空间，比如中国有很多的无居民海岛，这些岛屿大多没有被开发利用起来。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，可优先考虑通过制度机制创新，把这些岛屿作为一种资产，用市场方法转让给海上光伏和风电公司进行开发利用。而且风能和这种可再次生产的能源，对海岛环境和生态的影响很小。对公司来说，本来近海的空间很紧张，但是现在又多了新的渠道和效益增长空间；对于地方政府而言，也能创造新的税收。而这一切都需要立法支持。
过去30多年间，我国海洋管理与立法的改革往往是自下而上推进的。比如海域使用管理法的出台背景，就是各个沿海省市探索将海域空间作为一种不动产资源进行了立法，在地方上明确了海域使用管理的权责与制度，而后中央出台了国家层面的海域使用管理法。因此，对于无居民海岛的海洋能资源开发利用，建议各地方能率先进行探索尝试。
《21世纪》：海洋能源和资源的勘探开发也在走向深海。深海开发的难点主要有哪些？
高之国：深海资源开发在国际上已形成一个机制，即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第十一部分“国际海底区域制度”，它把深海资源规定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。公约于1982年12月10日在牙买加蒙特哥湾开放签署。这40多年来，国际海底管理局一直在开发规章制度和税收政策，形成符合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资源共享制度。
但是直到现在，深海资源开发也没能进入完全商业化生产阶段。其原因之一是深海开发设备非常昂贵、成本高昂。早期西方发达国家走在深海开发的前沿，而今美国不是公约缔约国，它在这方面前进的速度也大大减缓。中国在深海勘探方面一直在持续不断发力。今年，上海交通大学自主研制的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工程样机“开拓二号”首次突破4000米水深，成功开采多金属结核等深海矿产样品。
现在主要有两方面问题会对国际深海矿产资源开发造成影响。一是环境生态保护问题。实际上，一些国际环保组织以及一部分国家对深海开发并不支持，因为机械探测的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海底地貌，甚至破坏海底生态环境。因此，在国际海底区域，一种是开发派，一种是环保派。
二是战略金属价格的问题。上个世纪70年代，世界矿产资源开采能力有限、资源较为匮乏，锰、铜、钴、镍等金属价格很高，但今时不同往日，陆上的金属价格在不断下降，这也影响着开采的动力。
除此之外，《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〉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》（BBNJ），简称公海公约，倡议在公海上大幅度建立海洋保护区，这对海底资源开发又形成了新的制度约束。推进开发就可能会影响到公海的生态环境，原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订的时候是没有这项因素的，而现在两套机制之间形成了制约。我个人觉得，在能预见的将来，深海海底开发的商业化运营前景并不乐观。
所以现在深海开发面临两难困境。一方面，作为一个后发国家，中国在深海资源开发方面的能力，与世界前沿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，甚至到了齐头并进的地步。但另一方面，也在减缓开发速度，保持观望态度，在科研方面还在持续地投入。
国际海洋法法庭有一个海底争端分庭，当时我是11个法官之一。国际海底管理局提请法庭对于“担保国在深海开发中所承担的国家责任”做了一个法律咨询意见，即，担保国对于从事海底资源开发的个体和机构负有责任，需要出台国家层面的法律并进行一定的管理。
在这种场景下，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就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》，履行了该项义务，对合作承包者提出了具体的安全以及生态环保要求，承担了作为担保国的责任。
高之国：实际上在过去40多年里，国际深海开发就是经济和环保两方面在博弈，没有谁胜谁负，现在也还在持续博弈的过程中。我认为，这两者之间应该取得一种平衡。不能只要环保不要开发，也不能盲目进行深海海底开发、而在生态环境方面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。
高之国：在光伏发电领域，我国企业基本能称得上“一骑绝尘”。在风电制造领域，经过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，现在中国企业居于相对领头羊。但是领头羊也有随之而来的问题，例如欧盟对中国出口的电动汽车加征关税。
对于海上风电、光伏而言，我认为接下来更多的机遇和应用场景会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经济体市场。一方面，这些国家和地区对这些新能源装置设备有大量的需求，另一方面，中国光伏、风力发电的设备更新迭代很快，质量慢慢的变好、能源转化利用率慢慢的升高，如果旧设备处理不好也会造成污染和资源浪费。那么，是不是能够考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把这些中国制造的新能源发电设备作为一种公共产品，在共建“”国家中大力推广，既有效解决了当地需求，又避免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，更带来了出海的销路。
